周作人平议
作人叛国附敌，世人只盯着结局，却没有耐心（姑且论做耐心吧，而不是什么能力问题，否则又要讨骂了，被认为良心如何坏掉云云）解刨那个心路历程，仿似也不重要，毕竟不是什么一介代表，且又失节，没有必要得到像今天扬州学者对英烈之子那样笃定的讴颂。况且，区区一介教授家、文学家，并不能使得国民，尤其是青年人“消沉落伍”。反倒是尚青的后人，若不讴诵得当，一旦失了青年人的贞洁，反倒是“消沉落伍”的。作人叛国附敌前是“消沉落伍”的，青年人尽是这么说的。战后，毛批曰：只要没杀人放火的，又懂希腊文，还是可以养起来的。——右翼的自由主义那时还可以调养生息的，这是帝师的侥幸，也是毛从作人那学来的人道主义。——何况，作人还抨击过国*的“清*”——屠戮共*和进步青年的恶行。作人对日本其实并不愉快，否则也不会在《语丝》上回归到民族主义为排日辩解，——但是，他所感知的光和美仍然来自日本。——为支撑强大的精神力量，人总是有趋向性的。——他曾是那么热切地盼望可以游世出世，利用自己的留学背景。人总得有自己的圈子，——去接纳，交流，活动，哪怕是怪圈；没有工作，生计困难，求助于地下*组织又屡次被拒绝，作人看透了*的不可信，认定文化特务们都是劫收。（这种认识一直延伸影响到后来，包括他对革命*府的研判：是与帝国主义无甚区别的。）——在此之前，作人是重视儿童精神文化这片乐土的，接触多了，难免有些乐天的稚气，包括研判情况情势。这种特质一直发酵到后来被捕前，——他自信满满地认为沈兼士可以派他赴日清点日还文物。——可见，他的轻率天真影响了他对个人缺乏反省，乃至于误判形势。——他以为，有着日籍留学的背景，理所当然地可以有位子。作人一再强调解放个性的自由主义，是因为他狭义的右翼立场。他的主观体验式批评，缺乏严谨的匠气，再加上他的个性游离于体制外，——也可以说，体制没能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时代向“左”不向“右”，他感觉到孑身一人的恐慌。日本一直都是朝“右”的，两府的汪伪也有“右”的影子，作人可以从那里感受到自己精神力量和*治理想的寄托。在一个“左”的国度，这种孤独感久而久之变成了压抑感，再后来就是叛变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国家？（当然，作人的纠结远不止或曰不是这些，后面会提到）——但是，他对故乡的精神寄托还是挥之不去的。——这也是他一厢情愿的憧憬，以及在那里，有他的安全感的依恋。九二年还在公示着作人热，那些人，都在附逆之谜上百思不得其解。拿着周氏兄弟调*的人，不单是沦为了调情，而是为了左右而言他。1979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说，在“三一八”烈士的血并为激发作人的正义感；树人是猛烈的斗争，而作人则迷恋骸骨，弄古董，选“笑话”，——这其实是种无所适从的颓废和自我人文主义的调适，——只是这种自我本位主义的调适，在当时的人看来是脱离了当时的*治责任和民族大义的。在“左”看来，作人制造精神麻醉品其实还是个人自由主义。包括他大多时的安乐时的闲适，以及不懂趋利避害的忧患时的闲适。——若是活在左右兼容、各流派思想蓬松的西方，风评总不致于如此差吧。作人预见是，不自由的摸索》自由的说话。——这是种兴味。尤其是当他闻见了奉系*阀绞杀李大钊的腥味。——他还是P喻了封建气的革命*，——“前清的势力还着实伟大”，也抨击了日本人随之的奴化宣传。作人要青年读史，与活人对照，死人倒下，至少少些枪声惊耳，弹雨临头的不幸。与活人比较，死人更像是圣人。作人还指出乱世青年的两条出路：强的冲上去，为敌人做个坟塚，弱的退下来，羽扇纶巾，操点闲心。（原作“叹息诅咒”，犹如今之愤青的角色，已然该远超这个范畴了）——他是很喜欢给社会捣乱的。作人对《日本狂言》的古代小喜剧影响很大，而后世的喜剧、影视受之影响巨大。以其译《语丝》上发表的“狂言”系列《花姑娘》和《工东噹》为例。“花姑娘”一词至今仍在抗战片中沿用不说，而至于新右翼的狂言，未能在当今影视作品里及时合宜地注入，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工东噹》是写瞎子过河被戏弄的喜剧故事，从而说明残弱是民众嘲笑的对象。旧去的赵氏幽默和新来的郭氏幽默都借鉴过该套路。（重复固然啰嗦了一点，但赵氏郭氏幽默法不也重蹈着的么）今天的道学家，趣味依旧盎然，情绪依然温润，依然能品牧歌的美，——那些心造的幻影。有的可以义愤填膺地从资料里找出公认为悖逆的，给他人贫乏的想象捣点小乱子，再有的就是望书止渴，咏叹不断，止步不前。作人对过去日本浪人高唱的中日共存共荣认为是“完全的欺人”，兽（原作“老虎”）把人吃了，使人的血肉化成兽的血肉，这就是共存共荣？现在的日本吞不下中国，依然讥讽共存共荣。“共存共荣”这四个字只是因时局不同而意思异样了，但是日本的心思没有改变。——只要不害着自己的灾祸临到中国了，它们始终是幸灾乐祸的（包括造谣污蔑）。李大钊遇难后，日本的《顺天时报》教训道：“贪生怕死，蝼蚁尚然，善恶则是另外一回事（原译“善恶也是另一问题”）。……劝君（原译“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莫（不要）再轻举妄动吧！”“蝼蚁”是靠偷吃苟活下来的，日本人很希望借着如此宣传偷笑的。作人终没能让日本人偷笑，撰文抨之。作人在《古今》捧汪精卫的文章没有被收进他结集的书中，——那些官样的文章，更像是出自他秘书之手。——不管怎么说，他对自身言行在人们的观感还是很看重的，对大是大非也是心知肚明的，从而以“没收进集子”作为对汪伪的一种矜持的保留态度。——这是区别于甚至是高于汪伪的拉拢利用的态度的。而他在督办下野之前发表的文章，无非是些官话；下野后强调的，才是实话。值得一提的是，督办的那段日子，他至少做到了绝口不提大东亚战争。——为日本人做奴狗的。——后来评价的人中，只看到阴影，看不到随遇而安的痛苦。在照例不误地每天上午十时到教育总署办公的那段日子，他在现实中的傀儡和格子理想里的自由主义间徘徊，二者的激烈和矛盾妥协使得他能做到的也只有搞点小乱子。——他是光明正大地活在最险处。但是，纵然能掩护一些地下工作者，那些民族主义者们还是要说，他是失掉了大节的。——以致后来，连他的学生都会以“反动老作家”为名轻易出卖他。——自此之前，他还是对于人们对自己的理解有过天真的幻想的。《大阪朝日新闻》发表过作人被刺的消息说，来访的是两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学生，其中一人突然举枪向周射击。这事如果是中国的爱国愤青做的，作人在日占区反倒是更加安全的。而深入敌后的作人显然不愿呓语热血青年的革命热情。——其实，作人也是不屑照会汉奸的（如后面1938年9月18日，作人嘱辞大汉奸伪教育督办汤尔和的任命作人为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1938年3月，4月，5月，8月，9月，12月他接连以爱国主义的情绪做了些抵触日本的硬气事，可是到了12月下旬，他的生活困厄，没有着落，地下*也对其无关痛痒地冷血旁观（前面介绍过）。作人固然失望，但还未顷刻精神瓦解的地步。不过，日本人嗅出了端倪，觉得作人的硬气与窘迫是可操作的。作人说刺杀的事是日本*警搞的，这并非是出于希望博取民族主义者们的同情和体恤，做个井中函，以便使自己的困厄有个光明圆满的解决，而是不希望被日本人重点保护。——那倒无关什么戴稳汉奸帽子的说辞，而是全民族都误入了日本人的圈套，而自己也许死后都洗不清了。作人被刺后的说辞被鲁迅指认为昏了头，作人强调的是今后的工作，期待着成为一个好的转机。——他这么说，更像是在给失信于己的地下*没能给自己份工作一事一桩讽刺，——地下*的人性化还不如日本人的。他终不能多说什么。此后，日本人却很知情，并一再诱逼其就范，使其成为义无返顾的“良民”。其实，当武汉文化界，老舍，艾青等人竭力声讨作人时，他在日占区的处境反倒是更安全了。可惜的是，他写给的武汉友人书自爆“受欺”的事再也无从得知了。——也许，本就无人相信了。在日占区的北平，作人虽不能尽兴地嬉笑怒骂，但也可以教训些日本狗卒，如司职翻译的日本人小林，作人就常施以冷面，小林还得致意道歉。作人是想着保护北大校产的，但是他又担心黎子鹤加入“伪文化协会会”的代价太大，会向自己一样万劫不复。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的“（被刺）是日本人搞的”推测是有道理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先前得罪过日本人（前面提到过），——而他终不能把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与日本人的这次刺袭的报复，警告联系起来并公开抨击。——他还要在日占区保存自己，保存实力。日本人假冒中国爱国愤青的刺袭，无非是想让作人增加对民族的恶感，义无返顾地投效日本。——对作人，日本人是既惜才又忐忑的。——尤其是对于作人在沦陷初的一再敷衍延宕。直至这次刺袭后，侦缉队派来三个便衣特务住在作人家，名为“保护”，实则暗打一巴掌明给一甜枣，监视他。1月12日，作人终于正式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事实上，这是不能不当的。若不接受，日本人以污蔑民族志士来颠覆自己信仰的暗杀还会持续，而且等到自己燃尽了日本人的耐心后，下一步亦会是死，而一旦自己死了，又有什么价值呢？国内各界对作人已经是敌我不辨了。作人已是失望至极，后来许宝骙还把他当成汉奸来策反，他甚至感到绝望了。1941年4月6日至22日这段日子，是作人亲日时劣迹斑斑的日子。我要说的不是作人那些为世人唾骂的丑行，而是一件有罪恶感的小事，——他捐款五百元慰问出兵中国作战的日本伤员。——这样体恤下面，必然会得到更多的犒赏。实际上就是拿一些零资换取日本人的信用，再从日本人那里得到更多。郑振铎分析作人下水，是因为不信中国的前途，而民族主义者的同志里，又有谁信过作人？——民族的愚蠢呵，那些愚昧的人，那些同仁，艾青的，……作人曾说过，一个社会，堕落，腐败若是安全的，读书就成了正直的路。若是堕落，腐败也都不安全了，人们反倒成了人人自危的道德家。鲁迅的《桃花》一诗的末句言道，“花有花道理，我不懂。”——说出了今天许多不可懂或不必懂的真知。——就算全天下都相信，作人的日本太太是能逼迫作人蜕化的，那我也不会信，——因为，我想我是他前世的哥。（完）2013-4-14赞